2006年下半年，我担任了一个新班的班主任工作。开学之初，我就组织班干部制定了班级操行评分表以及一系列的班纪班规，再加上学校下发的各种条条框框，宣传栏都贴得满满的了。我相信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只有从学生入学之初就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，奖罚分明，才可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班集体。
可是事与愿违。才开学不到一个月，迟到的、忘记戴校牌的，自习课讲话的，层出不穷，班上收到了不少的扣分单。于是，扣操行分、写检查、谈话批评，班干部和我忙得晕头转向。但是该教育的都教育了，大道理小道理也都苦口婆心的说了，学生们却似乎并不理解老师和干部们的一片苦心，结果是受罚的越来越多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和其他新生班主任交换意见，情况也都差不多。可是，法不责众，一个教室如果大半的学生天天急着写检查，还学什么呢？我心乱如麻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了一条经济学法则：监督机制的崩溃，往往是因为在需要小成本的时候没有支付（也就是没有采取“杀一儆百”、“杀鸡给猴看”），而到了要支付大成本的时候，已经支付不起了（杀猴杀不起）。当监督力度和可支付的成本有限的时候，要利用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动机，并愿意从众、搭便车的心理，加大对第一个违规者的处罚力度，使之违规的机会成本大到足以遏制他产生机会主义的动机。这是否能够借用到班级管理中来呢？于是我仔细考虑之后召开了一次班干部会议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经过一番讨论后，我们共同制定了一条独立于其它所有班规之外的“特别班规”。该条规定， 每周日晚统计上周第一个违纪同学为本周本班“需要帮助同学”， 由班主任在全班点名批评，而且须写500字以上“求上进书” 张贴并于周日晚当着全班宣读。这样，我们班就开始了每周“只罚第一人”的“特别班规”。
“特别班规”执行之后的接下来两个星期，班上还真没有出现“第一人”，情况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因为谁都清楚，如果自己跟在别人后面违规，风险一下子就降到了零；但如果自己来充当第一个违规者，则风险就全部落到了自己身上，这时其他人却可以“搭便车”，这显然是个最次的选择。一旦大家都这么想，也就没人愿意故意违纪了。可是正当我暗自高兴之时，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班上平时最听话，从不违纪的团支书竟然当了这个“第一人”。原来周一寝室卫生大扫除时，她怕把校牌弄脏就放到了箱子里，结果卫生完了之后因为急着上晚自习就忘了，刚好学生会组织检查校牌她没有戴。虽然于心不忍，可是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不得不“挥泪斩马稷”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我意识到学生毕竟都还是孩子，其实偶尔犯点小错也是难免的和很正常的，而且隐隐觉得这条班规似乎有什么不妥的地方。很快令人头疼的事就来了，既然“第一人”已经出现，班上几个不安分的马上就蠢蠢欲动，居然大张旗鼓的迟到，可是班干部却无可奈何。
显然，直接把经济管理法则套用到班级管理之中还是不行的。为此，我班开了一次修订班规的主题班会。学生们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达成一致：每周日晚统计上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违纪的同学，相比较扣分多者为本周本班“需要帮助同学”，班主任在全班点名批评，而且须写500字以上“求上进书”张贴并于周日晚当着全班宣读。有了这个改进方案之后，我班的违纪行为逐渐减少，纪律情况终于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。
当然，“特别的班规”只是一种班级管理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不忘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，注重树立学生高度的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，努力营造出一种团结互助、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学生们逐渐养成了好的行为和习惯，开始把精力用到了学习上以及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。我也觉得，我轻松了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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